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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凌晨街头的 “幽灵分割场”：流动摊位暴露出监管漏洞
11 月的成都凌晨，成华区驷马桥路的路灯下，一群人将整猪搬上马路。电动刀切割声与汽车尾气交织，分割好的猪肉直接接触地面，流浪狗在旁徘徊 —— 这是居民镜头记录下的 “幽灵猪肉摊”。执法部门次日凌晨蹲守，确认票据合规后驱离了摊贩，但网友的担忧切中要害：此类情况并非个例。从柳城县查获 188 斤 “白板肉”，到张家界查处无检疫猪肉摊，全国多地频发的流动肉类交易，凸显出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当传统的 “定点屠宰 - 集中检疫 - 规范销售” 链条被流动摊位打破，未经排酸、消毒的猪肉带着细菌、尘土甚至流浪狗的爪印流向餐桌，埋下致病微生物感染、兽药残留超标的隐患。
二、流动摊贩的 “灰色生存”：低价背后的三重安全隐患
（一）脱离正规流程的 “裸奔猪肉”：检疫与分割环节的全面缺失
按照国家规定，正规猪肉上市需历经 “五关”：屠宰前检疫，通过 “看、听、摸” 等程序对生猪进行健康检查；同步检疫并加盖 “两章”，检疫人员在生产线上全面检疫后，加盖检验检疫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章；冷链运输，确保猪肉在低温环境下运输，防止变质；洁净分割，在符合卫生标准的车间进行分割操作；溯源备案，赋予每块猪肉唯一 “身份证”，以便追踪其来源和流向。
然而，流动摊贩完全跳过了这些关键环节。在成都此次事件中，猪肉被直接放在露天马路进行切割，车辆往来扬起的扬尘、地面长期积累的污渍，都可能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极易附着在裸露的猪肉上。在一些售卖 “白板肉” 的流动摊点，情况更为严重，这些猪肉来自私屠滥宰，未经任何检疫，病死猪、注水肉混杂其中。曾有媒体曝光，部分私宰窝点为降低成本，收购病死猪进行屠宰售卖，这些猪肉携带的非洲猪瘟病毒、瘦肉精等，一旦进入人体，将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二）“打游击” 式交易：责任追溯的天然难题
流动摊贩让监管部门感到棘手，其核心特征在于 “三无”：无固定场所、无经营资质、无溯源记录。在成都这起事件中，即便猪肉相关票据被证明真实完整，但摊贩选择凌晨作业、分散运输的模式，仍给监管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在运输环节，监管者难以知晓这些猪肉在电动自行车运输过程中，是否始终处于合适的温度环境。一旦冷链中断，猪肉在高温下短时间内就可能变质，产生有害微生物。而且，由于没有固定经营场所，分割工具的消毒情况也无法得到有效监督，不同肉类在同一案板上切割，极易造成交叉污染。更糟糕的是，一旦消费者食用后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由于摊贩未开具正规票据，消费者连最基本的维权凭证都难以留存，只能无奈承受损失。
（三）价格优势引发的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
“白板肉” 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诱人的价格是关键因素。由于逃避了检疫、税费等成本，“白板肉” 价格往往比正规肉低 20%-30%，这对部分追求低价的消费者具有极大吸引力。
但这种 “低价诱惑” 正在破坏整个市场生态。山东某农贸市场的调研数据显示，随着流动摊贩的增多，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正规商户的销量因此下降了 15%。为了在竞争中生存，部分正规商家被迫降低成本，甚至参与违规交易，形成了 “越乱越便宜，越便宜越乱” 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消费者对市场上的猪肉质量失去信任，正规的、注重品质的商家难以生存，整个肉类市场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三、监管滞后的 “追不上” 困境：流动摊贩治理难点剖析
（一）时间差：监管人员常规作息与摊贩错峰作业的矛盾
在城市的作息安排中，监管人员遵循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而流动摊贩却深谙 “错峰作业” 的策略。此次成都的 “幽灵猪肉摊” 选择在凌晨 1-4 点作业，完美避开了常规监管时段。据多地执法部门的统计数据，凌晨 2-5 点是流动肉类交易的高发时段，这一时间段内，监管力量往往最为薄弱。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成都此次出动了 30 人组成的调查组，连续两日凌晨蹲守，才成功发现线索。这种蹲守式执法成本高昂，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难以形成常态化监管。而摊贩们只需提前探听消息，就能轻易调整作业时间，让监管人员无功而返，“猫鼠游戏” 不断上演，监管总是滞后一步。
（二）空间广：城乡结合部的监管空白区域
驷马桥路地处城乡结合部，周边环境复杂。这里紧邻批发市场，货源丰富，老旧小区又提供了大量潜在客户，成为流动摊贩的 “理想之地”。周边小路纵横交错，摊贩一旦察觉到危险，便能迅速通过这些小路转移，让执法人员难以追踪。
城市管理部门通常将主要精力放在主干道的整治上，对这些小路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乡镇监管力量由于区域划分和资源限制，未能完全覆盖到城乡结合部；而批发市场管理方虽然对市场内部有一定管理权限，但面对市场外的流动摊贩，却缺乏执法权。这就导致在这片区域，监管重叠与空白并存，给流动摊贩留下了生存空间。
（三）手段旧：运动式整治难以打破 “回潮怪圈”
目前，监管部门多依赖群众举报后的突击检查，如成都此次事件便是在舆情发酵后展开调查。这种运动式整治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对摊贩形成威慑，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流动摊贩却未被纳入有效的数字化监管平台。执法人员在检查时，难以快速核实票据真伪，也无法实时追踪猪肉的运输轨迹。部分基层单位仍采用传统的 “人力盯防” 模式，面对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摊贩，常常力不从心。一旦整治行动结束，摊贩们便会迅速回潮，再次占据街头，形成 “整治 - 回潮 - 再整治” 的恶性循环。
四、他山之石：从 “运动式驱离” 到 “常态化智管” 的破局路径
（一）跨部门协作：构建全链条监管网络
南充在流动摊贩治理中，通过建立 “摊位长” 制度，实现街道、社区和志愿服务组织多方协同，定期检查，形成三级联动管控机制。上海青浦与江苏汾湖的城管部门针对流动摊贩跨区域经营问题，开展联合整治，利用无人机智慧机场实时掌握现场情况，统一处罚标准，有效维护了交界区域的市容秩序。
成都可借鉴这些经验，建立 “农业农村局查源头 - 市场监管局管流通 - 公安局打犯罪” 的联动机制。针对此次事件中发现的 “眉山市洪雅县生产 - 金牛区市场加工” 链条，可将相关信息录入跨区域监管平台，实现产地检疫信息、运输路径、销售终端的实时共享。当农业农村局在源头发现未经检疫的生猪时，立即通知市场监管局加强对相关流通环节的排查，公安局则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打击，从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转向 “顺藤摸瓜端窝点”，彻底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二）技术赋能：为流动摊贩设置 “电子围栏”
鄂尔多斯的 “一摊一码” 模式为流动摊贩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当地为每个流动摊贩设置单独的 “流动摊位管理码”，摊贩通过扫码签到备案，市场监管和城市管理部门共同监管，市民也可扫码评价进行监督。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流动摊贩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成都可借鉴这一模式，要求流动肉类经营者注册备案，绑定身份证、检疫证明、摊位 GPS 定位，通过小程序实现 “三必查”：出场必查检疫码、交易必传定位、售后必留记录。同时，成都试点的 “食品安全区块链平台” 可接入此类数据，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让每块猪肉的 “凌晨行踪” 清晰可溯。一旦发现猪肉来源异常或运输过程不符合规范，监管部门可迅速介入调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三）疏堵结合：划定 “潮汐式” 合规交易区域
广州的肉菜早市在满足市民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法经营的场所。当地政府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经营模式等措施，将流动交易纳入正规渠道，实现了规范化管理。
成都可针对摊贩 “扎堆分割” 的需求，在远离居民区的物流园区、批发市场周边划定临时交易点，配备移动检疫站、冷链操作台、垃圾处理设施，允许凌晨时段规范作业。设置 “潮汐式” 交易区，在规定时间内开放，让摊贩能够集中经营，便于监管部门进行集中管理。通过定时、定点、定流程管理，将流动交易纳入正规渠道，既满足民生需求，又便于集中监管，让 “幽灵猪肉摊” 在规范的环境下经营。
五、守护 “凌晨的猪肉”：让监管超越流动的隐患
成都 “幽灵猪肉摊” 的暂时消失，不应是终点，而应是起点。当流动摊贩用电动车轮探寻城市监管的缝隙，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 “驱离教育”，而是刀刃向内的治理升级：在源头，加强屠宰场夜间巡查，阻断非法猪肉流入黑市；在中端，推广 “AI 巡检 + 网格预警”，让凌晨的异常聚集无处遁形；在末端，通过社区宣传、“两证两章” 科普，培养消费者 “拒绝马路肉” 的安全意识。毕竟，食品安全容不得丝毫马虎 —— 当猪肉在凌晨的马路上 “裸奔”，监管必须实现 24 小时在线。只有让每一块猪肉从屠宰到餐桌的每一步，都在阳光下进行、记录在数据中、遵循规则，才能真正守护 14 亿人的 “肉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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