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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当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减少10%以上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3个月时，各地可对规模养殖场（户）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
“要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市场，既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也需要政府适度干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告诉《牧食记》，“以往周期支持政策多于猪价上涨时出台，实际上，猪价下行周期更需要生猪基础产能的适度干预政策。”
“猪周期普遍客观存在，特别是养殖户是有限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可以采取反周期干预来降低生猪周期性波动，而干预的切入点和机制将直接影响稳定的效果。”朱增勇指出。
今年以来，随着生猪生产稳步恢复，猪肉价格明显回落，致力于“保护生猪基础产能”的逆周期调控开始被提上日程。
如今年3月份，农业农村部即专门发布新闻稿表示，要密切监测生产发展动态，推动建立生猪产能储备制度，以能繁母猪存栏为核心调控指标，以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和大规模养殖企业为抓手，完善调控政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逆周期调控，早研判早介入早应对，防止生猪生产大起大落。
7月20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在该部就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亦介绍到，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与市场的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发布服务，使养殖场户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信息，理性调整养殖规模。特别是推动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的调控指标，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触发机制，“现在这项工作正在做。”
“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兜底保障作用，稳住基础产能，避免生产大起大落。”辛国昌表示，“产能调控要和发展改革委牵头的猪肉储备调控两方面结合起来，来遏制市场大起大落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6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4564万头，相当于2017年年末的102%。这一存栏量已连续20多个月环比增长，同比增幅更是持续高达两位数。预计生产增长的惯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由于猪价的大幅下跌，行业已从6月份开始陷入整体亏损。
“短期来看，猪价已经进入下跌周期，产业政策应该及时由增量向提质转变，及时调整猪肉进口关税，做好冻猪肉收储准备，防止猪价过快下跌。”朱增勇认为，“中长期来看，要建立健全稳定生产和市场的风险防控政策体系，通过生猪价格/收入保险、低息贴息贷款、粪污资源化利用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揽子综合性生产稳定支持政策，保障支持主产区、主产县中小规模养殖户基础产能稳定，同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猪周期
要做好逆周期调控，无疑首先要认识清楚“猪周期”。
猪周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据朱增勇介绍，依据2003年以来猪肉名义价格和生猪名义价格的变化，我国经历了4个完整猪周期和2018年6月至今的本轮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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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周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持续时间在延长，前4个周期分别达到36个月、37个月、58个月和49个月。其延长则与规模化的提高、生产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等因素有关。“规模化水平，尤其是中等规模养殖户成为供给主体以后，沉没成本较高，同时养殖主体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将得到逐步提高，能够制定更为合理的市场策略，生产稳定性在提升。”朱增勇称。此外，“公司+农户”和“合作社+农户”组织模式也有助于生产稳定性提升。
“参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和欧盟2000年以后的猪周期，预计未来猪周期将会在5-6年。”他指出，“我国2023年后将会进入新一轮猪周期。”
各个猪周期的价格振幅亦在加大，同时成本上升带动各周期猪价下行期的低点不断上涨。统计显示，本轮猪周期的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振幅均高于前4轮周期，仔猪价格振幅则以2008年的猪周期波动最大。由于2007年和2018年重大动物疫病严重冲击基础母猪存栏，母猪产能大幅下降导致了仔猪价格波动尤其剧烈。
“由此可见，在猪价处于低迷期尤其是受重大疫病冲击时，基础母猪产能的保障是产能恢复和生产稳定的关键。”朱增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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