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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出台背景：行业矛盾的转变
6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牵头召开生猪生产调度会，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全国畜牧总站及各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齐聚，共同聚焦生猪产业发展关键议题。会上，精准传达前期发改委会议精神，并发布一系列具体且针对性强的生猪生产调控目标。
在产能调控方面，计划调减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100 万头，稳定至 3950 万头，旨在优化母猪结构，提升整体养殖效益；优化生产环节，加大弱仔淘汰力度成为共识，同时引导降低出栏体重，国储收储体重要求降至 115 公斤，从源头到终端全面提升产业质量；进一步完善监测体系，地方被要求将二次育肥等情况纳入重点监测范畴，每月及时向农业部上报各地能繁母猪存栏、生猪存栏量、出栏均重以及二次育肥规模等核心数据，为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这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出台并非偶然，根源在于生猪养殖行业核心矛盾发生深刻转变。过去，“保供稳价” 是行业发展核心目标，面对市场供应短缺或价格大幅波动时，政策侧重于保障猪肉稳定供应及抑制价格过度涨跌，确保居民 “菜篮子” 稳定。如今，随着生猪基础产能逐步稳固，市场供应趋于稳定，行业发展主要矛盾已从单纯 “保供稳价” 过渡到追求 “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行业不再仅满足于数量保障，更对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产业可持续性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调控目的及深远意义
（一）反内卷，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在生猪养殖行业，内卷现象对行业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集团企业间规模扩张竞赛激烈，部分企业盲目追求规模 “量” 变，忽视养殖效率、成本控制等 “质” 的提升 。这种扩张并非基于市场需求合理增长，而是企业间相互角逐，大量资金投入新养殖场建设、种猪引进等，造成资源过度占用与浪费。
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也卷入 “内卷”。过度压栏现象频发，养殖户为追求更高利润，延长生猪出栏时间，导致生猪生长周期不合理延长，不仅消耗更多饲料资源，还增加疫病传播风险 ；二次育肥行为盛行，在市场价格波动预期下，大量养殖户参与二次育肥，打乱市场生猪供应节奏，使价格信号失真；肥转母操作对母猪种群质量造成冲击，为追求短期产能提升，将不符合种用标准的育肥猪转为母猪，导致母猪繁殖性能下降，仔猪质量参差不齐 ；仔猪淘汰标准降低，大量弱仔进入后续养殖环节，生长缓慢、饲料转化率低，还易引发疫病传播，拖累整个养殖链条效率。
这些内卷行为交织，使行业整体效率大幅下降。据相关数据，由于过度压栏和不合理养殖行为，行业平均料肉比上升 [X]%，意味着养殖相同重量生猪需多消耗 [X]% 饲料，养殖成本显著增加。同时，行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为维持扩张和生产，企业和养殖户不断借贷，上游供应商账期被不断延长，资金链风险日益加剧，整个行业潜在风险增大。
（二）控 CPI，稳定经济大盘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关键指标，其稳定关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及居民生活稳定。猪肉价格在 CPI 构成中地位重要。从数据看，猪肉价格在食品烟酒类中直接占比相对不高，但价格波动幅度大，对 CPI 同比变动贡献率突出。例如 2024 年 9 月，猪肉 CPI 同比增长 16.2%，通过计算猪肉 CPI 拉动率（猪肉 CPI 同比变化 × 猪肉权重），当月猪肉价格将 CPI 同比值向上拉动 0.21 个百分点 ；再计算 CPI 贡献率（猪肉 CPI 拉动率 / CPI 同比变化），可知当月猪肉价格变化为 CPI 变化贡献 52.5%，充分显示猪肉价格对 CPI 的巨大影响力。
回顾去年下半年，生猪均价接近 18 元 / 公斤，发改委目标是实现生猪价格同比回正。这一目标着眼于稳定 CPI。稳定且适度上涨的生猪价格，是稳定 CPI 的重要支撑。生猪价格过低，会压缩养殖户利润空间，影响生产积极性，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引发后续价格报复性上涨，冲击 CPI ；反之，生猪价格在合理区间稳步上升，将带动 CPI 温和上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态势，为宏观经济调控创造良好条件，保障居民生活成本相对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生猪养殖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趋势，降低负债率与提高生产效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要素。当前，部分生猪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负债率过高，沉重债务负担限制企业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投入，降低企业在市场波动面前抵御风险能力 。过高负债率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
提高生产效率对行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养殖环节看，先进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能有效提升生猪生长速度、降低疫病发生率、提高饲料转化率。例如智能化养殖设备应用，可实时监测猪舍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根据生猪生长需求自动调节，为生猪提供适宜生长环境，提高生长效率；精准饲料配方技术，能根据生猪不同生长阶段营养需求，提供定制化饲料，减少饲料浪费，提高饲料利用率 。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驱动力。研发新养殖技术、培育优良品种、开发高效饲料等，需大量资金投入。在政府财政难以完全承担这笔巨额资金情况下，长期提振生猪价格，让养殖户和企业获得合理利润，才能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提供稳定资金来源，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四）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在生猪养殖行业产业链中，普通养殖户、代养户以及养殖企业的养殖工人大多来自农村，是乡村经济发展重要参与者，其收入水平与生猪价格紧密相关。
对于普通养殖户，生猪价格直接决定养殖收益。在过去猪周期波动中，生猪价格高位时，养殖户辛勤劳作一年可获可观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投入资金扩大和升级农业生产；生猪价格跌入低谷时，许多养殖户面临亏损，生活陷入困境。代养户与养殖企业签订代养协议，按企业要求养殖，其代养费收入也与生猪市场行情相关。生猪价格高、企业盈利状况良好时，代养户代养费用相对较高；企业盈利减少，代养户收入随之降低 。养殖企业养殖工人工资待遇和奖金福利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而企业效益取决于生猪价格。
提高农民收入是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目标之一。生猪养殖作为许多农村地区支柱产业，稳定和提升生猪价格，能直接增加从事生猪养殖业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繁荣。这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发展，吸引人才回流农村，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调控政策的具体执行
（一）集团企业：稳产降重的践行者
在生猪产业调控行动中，头部集团企业承担稳产（母猪）降重关键使命，是政策践行先锋。
在产能控制方面，头部企业积极响应政策，成为行业表率。以牧原股份为例，凭借敏锐政策洞察力和强大执行能力，连续三个月稳步削减能繁母猪存栏量 。通过优化母猪种群结构，淘汰繁殖性能低下母猪，引入优质种猪资源，牧原有效控制产能规模，提升母猪群体整体质量，为后续养殖效益提升奠定基础。其他头部集团企业如温氏股份、正邦科技等也纷纷跟进，制定能繁母猪存栏量控制计划并严格推进，使行业整体能繁母猪增长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监管部门需警惕部分集团企业可能出现的违规暗增产能行为。一些企业可能与地方政府或其他企业合作，表面出售部分产能，削减自身产能规模，实则通过签订固定价格仔猪回购协议，维持甚至增加实际产能 。这种行为规避政策监管，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降低产能调控政策执行效果。此外，还有企业将仔猪销售给农户，同时签订固定价格饲料兽药供应协议以及商品猪收购协议，以锁定价差方式变相收取代养费，形成事实上的商品猪代养模式，在不增加账面产能情况下，扩大实际养殖规模 。面对这些潜在风险，监管部门应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企业合作协议、资金流向、养殖数据等审查与监测，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对企业产能全流程、精准化监管，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在降低出栏体重方面，部分头部企业态度积极，明确制定降重计划。新希望集团计划未来 2 - 3 个月内，将生猪出栏均重降至 120 公斤 。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希望从养殖管理、饲料配方、出栏节奏把控等多方面入手。在养殖管理上，优化猪舍环境，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减少生猪生长应激反应，提高生长效率；饲料配方方面，根据生猪不同生长阶段营养需求，精准调整配方，提高饲料转化率，避免因营养过剩导致体重过度增长；出栏节奏上，加强市场行情分析，合理安排出栏时间，避免过度压栏增重 。截至目前，新希望已初见成效，部分试点猪场出栏均重已降至125公斤左右 。但仍有部分均重过高公司，出于短期经济效益考量，仍在观望。对于这些企业，监管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与引导，通过组织培训、政策解读会等形式，让企业充分认识降重对行业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对积极执行降重政策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奖励，对拒不执行或拖延执行的企业依法依规处罚，确保降重政策全面落实。
（二）地方政府：减产降重的落实者
地方政府作为生猪产能调控政策重要执行者，承担减产（母猪）降重艰巨任务，是推动政策落地的关键力量。
在产能调控上，全国调降能繁母猪存栏 100 万头目标，需各省区结合去年初新版《生猪产能调控方案》中本省能繁母猪存栏要求及当前实际存栏量，科学合理分配能繁母猪调减数量 。以山东省为例，根据本省养殖规模、产业布局及前期能繁母猪增长态势，深入调研和数据分析后，确定调减 [X] 万头能繁母猪具体任务。具体操作时，省农业部门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将本省减产指标细化分解到各市，各市再层层落实到各县区。如济南市根据自身养殖结构特点，将任务重点分配到养殖密集的章丘区、济阳区等，要求这些县区通过引导养殖户淘汰低产母猪、限制新建母猪养殖场等措施，完成各自减产任务 。各县区因地制宜，制定详细减产计划，对符合环保和土地要求的养殖场，采取政策引导、资金补贴等方式，鼓励养殖户主动调整养殖规模；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养殖场，依法依规整治，确保减产任务顺利完成。
但执行过程中，需警惕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的不合理行为。由于发改委此前约谈头部集团要求稳产，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将减产压力过度施加到中小规模场和散养户身上，同时对一些区域性养殖企业网开一面，允许其增加能繁母猪 。例如某省被要求调降 10 万头能繁母猪，实际操作中压减中小规模场和散养户 20 万头，同时让省内几家区域性养殖企业每家增加几万头，这种行为违背产能调控初衷，加剧行业内卷，损害中小养殖户利益，不利于行业均衡发展 。为防止此类现象发生，上级部门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监督考核，建立严格问责机制，对违规操作的地方政府严肃处理；同时，加强信息公开，定期公布各地减产任务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产能调控政策公平公正执行。
相较于能繁母猪调控，地方政府在降重任务上面临更大挑战。除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外，其余大型养殖场因缺乏有效监测手段，难以准确掌握其出栏均重 。短期内，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增加抽查频次获取数据，但这种方式效率低，存在抽样偏差，难以全面反映真实情况。长期来看，完善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成为关键举措。通过在出证信息中增加平均体重关键数据，并定期与屠宰场入场登记信息、猪肉批发市场白条重量数据比对，实现对出栏均重全方位、动态化监测 。农业部和发改委也通过对全国重要屠宰场入场均重、宰后均重以及大型农贸批发市场交易均重监测，构建全国性监测网络，为地方政府降重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此外，农业部鼓励地方农业部门引导本地养殖场户提高仔猪淘汰标准，加大弱仔淘汰力度。非瘟疫情后，行业母猪集中度不断提升，仔猪交易规模日益扩大，仔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导致仔猪淘汰标准不断降低，大量弱仔进入后续养殖环节，严重影响养殖效率 。地方农业部门通过组织技术培训、发放技术手册、开展示范养殖场建设等方式，引导养殖户树立科学养殖观念，提高对仔猪质量重视程度。例如四川省某县，通过建立仔猪质量检测中心，为养殖户提供免费仔猪质量检测服务，指导养殖户根据检测结果淘汰弱仔。同时，该县设立奖励机制，对主动提高仔猪淘汰标准、养殖效益显著提升的养殖户给予物质奖励，有效推动当地仔猪质量提升，为提高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奠定基础。
（三）二次育肥：规范与限制并行
二次育肥是生猪养殖行业特殊环节，对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在本次产能调控政策体系中受到重点关注，政策对其采取规范与限制并行策略。
规范二次育肥行为是降低行业风险重要举措。目前，产业中绝大部分二次育肥处于监管盲区，从猪源采购到出栏销售，诸多环节缺乏有效检疫监管 。在猪源采购时，部分从业者为追求低价，从不正规渠道购入未经检疫生猪，这些生猪可能携带疫病，进入养殖环节易引发疫病传播；养殖过程中，许多二次育肥场所防疫条件简陋，缺乏必要消毒、隔离设施，无法有效阻止疫病传播扩散；出栏销售时，未经检疫的生猪流入市场，给食品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为改变这一现状，监管部门要求二次育肥从业者严格遵守动物防疫和检疫相关规定。在猪源采购环节，必须从具备合法资质、经过严格检疫的养殖场购入生猪，并索要相关检疫证明；养殖过程中，要按照防疫规范，定期对养殖场所消毒，做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防止疫病传播；出栏销售时，必须经过检疫部门严格检疫，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进入市场流通 。以广东省为例，该省明确规定二次育肥猪必须提前申报，运输过程严格遵循 “点对点” 直达原则，中途不得转卖、调换，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有效规范二次育肥行为，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和食品安全隐患。
掌握二次育肥具体规模是精准调控市场基础。长期以来，监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二次育肥规模，导致难以有效评估和调控其市场影响 。本次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每月上报本地二育购买、存栏、销售规模，通过构建完善数据收集体系，为政策制定和市场分析提供可靠依据 。例如河南省，建立覆盖全省的二次育肥数据监测网络，通过基层农业部门、检疫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协作，每月定期收集二次育肥相关数据并汇总分析。
限制二次育肥规模是实现行业降重目标和稳定市场必然要求。二次育肥本质是投机行为，在规模化进程中，由饲料兽药经销商、生猪经纪人带动散户参与，其过度发展会提升出栏均重，扰乱市场价格信号，加剧市场波动 。随着散户在二次育肥中大多亏损并逐渐退出，目前参与二次育肥主体多为饲料兽药经销商和生猪经纪人 。为限制二次育肥规模，检疫部门和农业执法部门加大对违法行为监管执法力度。对出栏生猪逃避检疫、运输未经检疫的生猪、未通过防疫条件许可饲养生猪等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
农业部：调控的核心推动者
（一）把握政策力度，平衡行业发展
农业部作为生猪养殖行业的主管部门，在本次产能调控行动中承担着极为关键的职责，肩负多重使命。其监管范畴覆盖生猪养殖全流程各环节，从养殖场的选址规划、动物防疫条件认定，到种猪引进、品种认定与交易，再到养殖过程中饲料、兽药的使用监管以及免疫流程把控，直至生猪销售时的出栏检疫、屠宰环节以及猪肉药残检测等，均在其严格监管之下。在本次调控中，农业部不仅需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制定并执行精准有效的政策，持续完善生猪产能调控政策体系，还需积极协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其他相关部门，在实现产能有效调控的同时，确保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探寻两者之间的最优平衡点。
准确把握政策范围与力度，是农业部在调控工作中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在我国，各行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形。一方面，各级政府出于对政策目标的急切追求，可能会层层加码，致使政策过度执行。例如在过往的环保整治行动中，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环境指标的快速提升，对生猪养殖场采取 “一刀切” 的关停举措，许多符合基本环保要求但在某些细节上不达标的养殖场也被强制关闭，这不仅给养殖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对生猪市场供应产生冲击，导致猪肉价格短期内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基层政府普遍存在人员配置不足、事务繁杂、财政资金紧张的状况，行政效率相对较低，使得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难以严格落实到位。以生猪养殖行业的信贷政策为例，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生猪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信贷政策，但在基层执行时，由于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担忧以及繁琐的审批流程，许多养殖户难以获得足额的信贷支持，政策的惠民成效大打折扣。
生猪养殖行业此前多次历经环保、土地、信贷、收放储、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整治，农业部对政策过度执行或执行不到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深刻且清晰的认知。因此，在本次生猪产能调控中，农业部深入调研行业现状，全面收集行业数据，对行业的生产规模、养殖结构、市场供需等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同时，通过建立政策效果评估模型，结合历史经验和行业发展趋势，对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科学预判，充分考量政策被层层加码的风险以及基层执行效果打折的后果。在制定政策时，农业部既明确调控目标和重点，确保本次生猪产能调控能够达成预期成效，有效解决行业产能过剩、市场价格波动等问题；又充分考虑行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避免因短期的过度调控对行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时，农业部也积极分享自身对行业的深入理解和政策执行的经验教训，共同研讨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调控政策，确保政策的范围和力度恰到好处，既能实现调控目标，又能保障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深化行业洞察，精准施策
非洲猪瘟疫情后，农业部深刻认识到全面深入了解生猪养殖行业基本情况对于科学决策和有效监管的重要性，通过多种创新方式，持续加深对行业的洞察，为精准调控奠定坚实基础。
农业部构建了覆盖范围更广、数据更全面的监测体系。一方面，通过规模养殖场直连直报系统的建设与高效运行，基本实现对全国规模以上养殖场每月生产经营情况的实时掌握。目前，行业规模化率已超过 70%，这意味着直连直报系统能够获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数据，包括生猪存栏量、出栏量、能繁母猪数量、饲料使用量、疫病发生情况等关键信息，为农业部准确把握行业动态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对于散养户这一庞大群体，农业部通过监测四万个样本村数据来掌握其基本养殖情况。这些样本村分布于全国各地，涵盖不同地理区域、养殖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通过定期收集样本村内散养户的生猪存栏、出栏、补栏等数据，再进行综合分析和统计推断，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全国散养户的整体养殖状况。将规模养殖场直连直报系统数据与样本村散养户数据相结合，农业部对生猪养殖行业基本情况的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细致和全面程度，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提供丰富的数据依据。
集团企业在生猪养殖行业中的占比快速提升，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掌握集团企业的情况，基本就能把握行业三分之一产能的动态。尤其是上市公司，因其有公开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内容详尽细致，涵盖企业的资产负债、生产经营、成本收益等多方面信息，相比直连直报系统的数据更为全面和可信。同时，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内容披露，也使得农业部能够深入了解集团企业的战略规划、市场布局、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加深对集团企业的认识。以牧原股份为例，其定期发布的年报、半年报以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详细阐述企业的养殖规模扩张计划、新养殖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市场销售策略等内容，农业部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研究，能够及时掌握集团企业的发展动态，为制定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农业部每月召集集团企业、三方数据机构召开生产情况分析交流会，搭建起一个信息共享与交流的高效平台。三方数据机构虽然普遍样本数量偏少，但它们与生猪经纪人、饲料兽药生产企业、经销商、主播等行业相关从业人员关系紧密，能够从不同角度获取行业一手信息。这些机构凭借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专业的数据分析能力，对行业的生产情况和行情变化有着更及时有效的趋势性判断。在月度生产分析会上，各方围绕当前生猪养殖行业的热点问题、市场动态、价格走势等展开深入讨论和交流。集团企业分享自身的生产经营经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三方数据机构则基于自身的数据优势和市场调研，提供行业最新的趋势分析和预测报告。通过这种方式，农业部能够全面了解企业和行业的实际生产情况，及时发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各方提供的信息和建议，调整和完善调控政策，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农业部还经常组织线下或线上调研和座谈活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诉求。调研和座谈的对象涵盖行业专家、各级政府和各级农业部门、行业及上下游不同规模的从业人员、消费者、证券期货分析师等各类行业相关人员。行业专家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农业部提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和技术指导；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则从政策执行和地方管理的角度，反馈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行业及上下游从业人员能够分享生产经营一线的实际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消费者作为生猪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其对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的需求和意见，对于农业部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政策至关重要；证券期货分析师则通过对市场数据和行业趋势的分析，为农业部提供宏观经济层面的视角和市场预期信息。通过组织这些全面深入的调研和座谈活动，农业部对各方意见和诉求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对行业的认识更加细致深入，为制定科学合理、符合行业实际和各方利益的调控政策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和专业支持。
（三）强化用地监管，严守耕地红线
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而土地作为粮食生产最重要的基础资源，其合理利用和严格保护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并强调要统筹考虑粮食生产、重要农产品保障以及农民增收的关系，留出一定过渡期。在过去几年，为保障猪肉市场供应，满足居民对猪肉的消费需求，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养殖用地的监管有所放宽。除基本农田的占用被严格监管和处理外，其他养殖业违规占地问题较为普遍，部分地区存在未经审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建设养殖场、超占土地面积等现象。
如今，生猪基础产能已十分稳定且较为充足，猪肉供应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同时正处于生猪产能调控的关键阶段，这为处理养殖业违规用地问题提供良好契机。机构改革之后，农村农业用地的监管权限移交给农业部门，监管养殖违规用地成为农业农村部的重要职责之一。
对于散养户，考虑到其占地规模普遍较小，现行法律也未对散养户的用地、建设等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同时为保障农民增收，对于目前仍在正常生产的散养户，农业部暂时不进行严格监管。散养户在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中一直占据一定比例，但随着规模化养殖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散养户持续退出是历史必然趋势，无需政策额外施加压力。然而，对于已经废弃或长期没有生产的散养户养殖场，尤其是涉及违规用地的，农业部组织力量进行集中清理拆除。例如在某县，通过全面排查，发现部分散养户养殖场因经营不善或转行等原因已废弃多年，且存在违规占用村集体土地的情况，当地农业部门联合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对这些养殖场进行拆除，并将土地恢复原状，重新规划用于农业种植或其他合法用途。
中小规模场是此次整治的重点对象。非洲猪瘟疫情后，为快速恢复生猪产能，地方政府对养殖场建设审批较为宽松，除占用基本农田的底线难以突破外，违规占用一般耕地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中小规模场在建设时，未按照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擅自改变耕地用途建设养殖场；还有些场在取得养殖场建设许可时，存在资料造假、审批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对于这些违规占用耕地、违规取得养殖场建设许可的中小规模场，农业部要求一律进行拆除，恢复为耕地。同时，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小规模场冲击较大，疫情后许多中小规模场持续退出，大量养殖场长期闲置。针对这类长期闲置的养殖场，农业部积极引导养殖场主主动拆除，恢复为耕地。某省通过出台奖励政策，对主动拆除闲置养殖场并恢复耕地的养殖场主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鼓励他们积极配合整治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对于集团养殖企业，由于其长期处于监管部门和舆论的高度关注之下，违规用地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农业部仍借助本次行动，对集团养殖企业进行全面的用地审查，一方面是为确保企业用地合法合规，另一方面也是给集团企业一颗 “定心丸”，让企业能够安心发展。在审查过程中，农业部要求集团企业提供详细的用地审批文件、土地租赁合同、建设规划图纸等资料，对企业的每一块养殖用地进行严格核查。对于发现的一些细微问题，及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完善，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维护土地管理秩序和耕地保护的严肃性。
总结与展望
本次生猪产能调控政策体系全面且深入，覆盖生猪养殖行业的各个层面，从头部集团企业到地方养殖场户，从能繁母猪存栏量到出栏体重，从养殖环节到市场流通环节，均进行了细致且精准的规划与调控。其核心目的在于解决当前生猪养殖行业面临的诸多困境，推动行业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通过反内卷、控 CPI、提高行业生产效率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多项目标的协同推进，为行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在政策的持续引导和监管下，生猪养殖行业有望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集团企业将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严格遵守稳产降重政策，持续优化产能结构，提升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地方政府在落实减产降重任务的过程中，将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和服务体系，加强对中小规模场和散养户的扶持与引导，促进区域内生猪养殖产业的均衡发展。二次育肥行为将得到有效规范和限制，市场秩序更加稳定，价格信号更加真实准确，为行业的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农业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将继续发挥核心推动作用，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合作，精准把握政策力度和方向。在强化行业监管的同时，注重引导行业创新发展，推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生猪养殖领域的深度融合，智能化养殖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实现精准饲养、疾病预警、环境智能控制等功能，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绿色生态养殖模式也将得到更广泛的推广，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生猪养殖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在政策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生猪养殖行业将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构建起一个产能稳定、效率提升、质量可靠、绿色环保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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